在復雜多變中把握世界大局走向

世界巨變五大根源

一是經濟全球化的“雙刃劍”效應凸顯，全球化進程曲折起伏。美國雖是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，但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相互依賴、一損俱損，美國的危機通過全球化渠道向世界各國各地區迅速擴散、蔓延與傳染，導致世界經濟、政治與安全形勢深受其害。危機之后全球化進入有進有退的新階段，“進”體現在“全球危機全球應對”，各國無法獨善其身，反危機的國際協調尤其是大國協調顯著加強，G20應運而生，“同舟共濟”成為時代最強音;“退”體現在西方發達國家普遍“開倒車”，以鄰為壑、不擇手段對外轉嫁危機，逆勢推行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，對新興經濟體同舟共“擠”。

二是國際格局多極化加速，美國借“反恐”謀霸權適得其反，西方金融與債務危機導致其發展模式黯然失色，美歐老牌大國難再為所欲為，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，中國的分量增長最快。

三是科技進步使得社會信息化加速，互聯網將世界“一網打盡”，衛星電視使全球同步，二者共同作用，導致國內問題瞬間國際化，內部事件立馬外部化，一國動蕩更易溢出與感染其所在地區，西亞北非劇變即為鐵證。

四是社會動蕩普遍發生。歐美“老牌民主國家”社會貧富分化加劇，中產階級財富大幅縮水，弱勢群體群起抗爭。一些國家長年積壓的社會矛盾驟然噴發社會動蕩不已。多個國家“改朝換代”。

五是區域一體化總體加快，世界形成了幾大政治與經濟“板塊”。為應對西方金融及債務危機，地緣相近國家紛紛“抱團取暖”、聯合自強，歐盟、北美、南美、非盟、獨聯體一體化進程深化，經濟增長最快的東亞則因海洋領土爭端等導致一體化程度相形見絀。

未來五年世界大勢與中國的戰略應對

未來五年，世界與中國將處于“四個期”：

一是國際秩序新舊交替的過渡期。

二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后半期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認為危機的影響將持續十年，世界經濟完全“康復”得到2018年。

三是大量重要國家在經歷2012年大換屆之后的政策調整與對外關系磨合期，美國大選與中國的十八大幾乎同時進行，同步換屆將開啟中美戰略博弈新階段。

四是中國“重要戰略機遇期”的關鍵期與風險伴隨期。“機遇期”絕非高枕無憂、一帆風順，而是機遇與挑戰并存，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勢必遭遇急流、險灘、暗礁與荊棘，中國發展需突破內外瓶頸、突出內外重圍。

面對變幻不定與充滿艱辛的未來五年，中國須以變應變、主動運籌、駕馭復雜。

一是在戰略文化上返本開新。中國歷史上曾涌現出三大盛世，分別為西漢從文景之治到武宣之政、唐朝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、清朝的康雍乾三代，三大盛世的戰略文化神似，均為義利兼顧、德力俱足的“務實王道”，對此宜批判地繼承，結合全球化的時代背景，予以推陳出新。

二是在戰略規劃與體制機制上“真抓實干”，統籌國際與國內兩個大局，兼顧“和諧社會”與“和諧世界”，進而將兩個大局“合二為一”，打造內外兼修、國人自豪、世人尊敬的“偉大國家”。

三是在系統梳理既有外交政策的基礎上穩步適時加以調整創新。

(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長)